当单亲妈妈伊娃科瓦奇失去了工作后，她应聘了报纸上的广告最多可提供每月2000欧元，包括手工编织毫无疑问，她的新老板亨里克是骗子他的工人不知道的是，他对卖成品，针织服装根本无意。相反，他作出一个销售的针织机，他以高额利润说服他的工人。就像着了魔的女人，伊娃不停生产针织服装直到她被告知在里克找到买家前她将没有任何工资。震惊之下，伊娃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把里克叫做骗子。知道自己的计划可能遭到破坏，里克试图将她赶走，但伊娃并不是那么容易却步。她采取主动，与百货公司谈判大合同，然后追寻里克的其他受害者，说服他们和她一起工作。感受到伊娃的热情，他们都加入她的团队，一起对抗里克电影的使命之于历史，不在于还原，重现甚至怀旧，而在于召唤，显影那些被胜利者遮蔽和掩盖的历史，给现在一个质询历史真相的契机。《我们的母亲》正是这样一部承载着电影使命的电影。2019年，危地马拉导演塞萨尔迪亚兹凭借该片一举摘下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同年10月，该片在第3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最佳导演和卧虎单元最受欢迎影片两个奖项。《我们的母亲》在短短的78分钟内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危地马拉内战的创伤和惨遭屠杀的玛雅民族的悲痛记忆，讲述了就职于法医学基金会的埃内斯托根据遗骸指认失踪人员，为审判发动内战军官一案提供证据。一天，他通过一位老妇的证词，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线索，展开了一场寻父之旅。电影的开场镜头非常惊艳。俯拍镜头下，埃内斯托将遗骸一块块复位，根据DNA拼凑出完整骨骼，并记录下受害人的信息。对遗骸的复位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复位，电影借由埃内斯托似乎提示着我们这是一个关于新世纪之子如何处理20世纪遗产的问题，更具体来说，是如何处理六十年代遗产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其著作《极端的年代》（1994）中，六十年代被称为“极端年代中最为极端的年代”。美国左翼批评家杰姆逊